古人的山岳情结：有多少地名来自“三山五岳”( 三 ) _地名

【古人的山岳情结：有多少地名来自“三山五岳”】祁连山处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之间，山脉深处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便是直接以祁连山为名，因为它恰好处于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深处。张骞与隋炀帝当年进入河西走廊，便是通过如今的祁连县地界，抵达扁都口，直接进入张掖地区的民乐与山丹两县地界的。山丹县，本名删丹，因其境内有座删丹山而得名删丹，王莽时期方才改名山丹。河西走廊地区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现丹霞地貌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对当地地貌的一个如实反映。至于“删丹山”之本义，很有可能也是北方游牧族群语言词汇在汉代的音译，或许就是蒙古语里的萨日朗，一种火红的百合花，也被称为“山丹花” 。
我们继续西进，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个绝大多数地名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或汉代绿洲古国的省级政区，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直接用汉语山名命名的政区。比如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作为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所在地，天山区无疑是现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既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新疆中部高大山系天山的称呼，更是匈奴以来各大草原游牧族群进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对象。从斯基泰人、匈奴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再到回鹘人、蒙古人，在草原上笼盖四野的“长生天”，无疑是一个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观存在，而那些能够“峻极于天”的高大山系，自然会被视为是接近天神的存在。处于东西草原丝绸之路正中间的天山，往东是孕育着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着欧亚内陆游牧族群的欧亚大草原，自然会成为“天山”信仰的中心。
风景名胜区：山岳崇拜的现代回响
如果说，天地崇拜、圣贤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岳名号在历史时期便逐渐成为地名并影响至今日的区县级以上的三大历史动力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旅游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刺激，则为一些从未在历史时期从山岳名号变成县市地名的山岳提供了一大良机。而这一部分地名变动，也是近30年来地名变动的一大缘由。
处于东南地区的武夷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县级市原为崇安县，是北宋淳化五年（994）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县名。黄山地级市的历史名称主要为新安郡、歙州、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区划调整中才逐渐设置黄山县级市与黄山地级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庐山山区原属周边的九江县、星子县，庐山管理局、庐山区、庐山县级市先后设立，就是为专门管理庐山所进行的不同时期的尝试。井冈山县级市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其红色圣地的地位而逐渐取代原本的宁冈县，成为如今之规模的。除却行政管理的因素外，旅游市场的勃兴、名胜文化的传扬，无疑是上述四地“以山为名”的主要动力。
另外，在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省会城市或重要城市，因为市辖区的设置需要，而必须在原有地级市名外另选一名作为“区名”，从而在区县级、地市级之间，形成显著区别，避免混淆，城市古称、山川名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中，选择山川名胜作为新设区区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胜背后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因素外，无疑都有运用旅游经济之思维选取地名的潜在动力。比如天水市麦积区（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岳麓书院的文化意义）、黄石市西塞山区（著名诗篇“西塞山前白鹭飞”）、合肥市蜀山区（大蜀山）、滁州市琅琊区（琅琊山上有欧阳修的醉翁亭）、无锡市惠山区（惠山上的惠山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徐州市泉山区（泉山公园）等。利用佛教艺术、儒家文化、升仙文化与诗歌典故为地方命名，使得当地得以闻名周边，甚至驰名天下，无疑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在山岳地名方面，我们也会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奇妙过程。或者说，“因山为名”只是一个稍显粗大的线索，能让我们依托地理形貌，一窥大量地名之来历，明晰人文与地理的交互作用。在这个探究过程中，一个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来自山岳，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山为名的山岳地名更像是一个媒介，一个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文与自然不断互动影响的绝佳媒介。

古人的山岳情结：有多少地名来自“三山五岳”(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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