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注册时使用的是凯丰的名字 。如果两个人分开，就意味着张曼也要离开公司 。就算是把公司的资产平均分配一下，但这间公司在法律上还是属于凯丰的 。张曼不想就此拱手相让，也没勇气重新创业，当然也不指望变了心的男人会主动谦让地还给自己半家公司，所以，她只能选择一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
建议：这种案例中出现的女性往往有着很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她们一心和男友一起创业，却发现在感情出现危机时，事业的大楼也即将一同坍塌 。
这时再怎么顿足捶胸地后悔也没有用，一切措施就是为了“亡羊补牢”，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先和对方谈判，争取最大的利益，起码要获得公司一部分的资产，以补偿自己多年来付出的心血和时间 。
“白金之合”，其利断金？
著名专栏作家、被称为“小资时代代言人”的赵赵，在其《女白领金老公》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女白领”嫁给“金老公”的婚配方式是当今社会最前沿、最现实也最完美的婚恋模式 。
赵赵说，所有的“女白领”都应当嫁给“金老公”，所有的“金老公”都应当娶一个“女白领”回家当老婆，这才是“新时代的门当户对，白金之合的完美爱情” 。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赵赵还更具体地指出，在这种新时代的“门当户对”中，男女之间的门槛绝不能一样高，男方应该比女方高，这才是最能够使男女双方接受的门户关系 。
最近，一项来自广州的关于夫妻收入与夫妻生活质量的调查，似乎也印证了赵赵的观点 。据调查者称，在25岁—45岁的夫妻中，丈夫收入比妻子多一倍者，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比夫妻收入相等者频繁，生活质量也明显优于后者 。由此调查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夫与妻的收入最佳比例是2：1，这是良好婚姻质量的“平衡点” 。
婚姻稳定的奥秘在于男方比女方赚钱多一倍？难道这个经济方面的外在因素真的就是左右婚姻质量的关键吗？在中国，虽然女性的收入普遍低于丈夫(高于丈夫的女性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总体上相差不多，这说明中国妇女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她们在婚姻中对男性的依赖也较少 。但如果按照以上文人学者的观点，丈夫比妻子多挣一倍钱的婚姻才最稳定，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女性在经济独立上不应该走得太远呢？如果真如上述调查所言，妻子要比丈夫少挣一半钱，其婚姻才是最佳状态的话，那么，女方要想婚姻稳定，就得在职业生涯上自觉靠边站，钱不能挣得比丈夫多；如果在职场上尽显才华，一展身手，一不小心收入超过了丈夫，其婚姻就有可能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两性关系中的“男高女低”是现实中的一种存在 。但是，这种存在并不表明可以由此反证：“男高女低”会产生和谐平衡的两性关系 。“男高女低”的价值观的形成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产物 。如果按照夫妻收入2：1计算，事业有成的女性岂不是只能嫁给比她还有钱的大老板才会幸福？如果妻子的收入最多也只能和丈夫的收入看齐的话，岂不是说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应当成为婚姻中最好的结局吗？表面看来，“白金组合：女白领＋金老公＝完美”是一个等式，但事实上，这是个不平等式 。如今的“女白领”数量远远大于“金老公”的数量，如果非要按这个公式去套，又何来这么多“金老公”呢？
其实，妻子比丈夫挣钱多，同样可以营造美满的婚姻，即使把夫妻收入比例2：1变成1：2又何妨？夫妻两人只要相爱就是一切，钱只可以作为一个参数 。决定婚姻幸福的，不在于是不是“女白领”与“金老公”的组合，而在于双方是否志同道合，志趣相投；是否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同样努力地奋斗 。这个本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今在一些文人学者那里，怎么就变得那么极端和难懂了呢？
“签约爱情”，签住什么？
“签约爱情”在一些新潮人士当中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 。其目的是试图用两人间的一纸协议，保证一年或两年之内爱情不变 。签约条文包括任何一方均不能爱上第三者，不能背叛对方，等等 。
“签约爱情”的出现恰恰反映出情爱的时代症：短暂、易碎，当事人没有安全感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自由时代，爱情随时可能随诱惑而去，地老天荒与海誓山盟不仅显得幼稚而且也显得不合时代的节拍 。我们无力与之抗争，那么好吧，就让我们通过一纸协议，至少保证这约期内的忠诚吧 。
从某个角度上看，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到女性的成熟与独立，她们在“签约爱情”中同男人的关系是平等的 。须知，在传统观念中，如果过了约期而不再“续约”或结婚，女方年龄日益增大，她在婚姻市场中便处于不利地位 。而同样的担忧几乎不存在于男人身上 。所以，敢于和男人进行爱情签约的女性，应该是各方面都很独立的女人 。这是我们从这契约中看到的正面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