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焦灼
在1953年的印尼茂物 ， 印尼总统苏加诺站在拉登·萨利赫纪念碑前讲到： “我们站在父辈的神圣土地上 ， 站在一位伟大印尼人的伟大墓碑前向英雄致敬 。 我们的自由在于 ， 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强大起来的民族 。 不幸的是 ， 文化被排在最后 ， 总是被忽视 。 但政治、经济、社会成就总是容易被遗忘 ， 文化价值却源远流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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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萨利赫肖像》 ， Friedrich Carl Albert Schreuel ， 1840年 ，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刚刚独立的印尼共和国亟需偶像 ， 苏加诺需要在文化领域制造一个民族英雄 ， 拉登·萨利赫就这样被抬上希望的灯塔 ， 即使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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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洪水》 ， 拉登·萨利赫 ， 1861年 ， 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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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杜萨之筏》 ， 泰奥多尔·籍里柯 ， 1818年 ， 法国卢浮宫
返回爪哇的拉登·萨利赫开始创作以爪哇为主题的作品 。 除爪哇起义这样的政治叙事外 ， 他还沿用欧洲叙事框架 。 《爪哇洪水》取材自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 ， 刻画了遇难者饥渴煎熬、痛苦呻吟 ， 被解读为对荷兰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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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的火山爆发》 ， 拉登·萨利赫 ， 1865年 ， 陈氏家族收藏
拉登·萨利赫总是充满爆发力 ， 这种力量感正是同样激情澎湃、理想主义、行事浪漫的国父苏加诺所需要的 。 拉登·萨利赫完美契合了政治需求 ， 被推上高峰 ， 成为印尼现代艺术之父、印尼艺术开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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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与他的马》 ， 拉登·萨利赫 ， 1843年 ， 克里斯汀·甘（Christin Kam）收藏
然而这份国族主义荣耀在印尼本土从未逃离质疑的声音 。 在著作《拉登·萨利赫的两种身份：十九世纪的两个民族主义》中 ， 印尼史学家Soekanto认为 ， 拉登·萨利赫不仅是印尼民族主义化身 ， 也是荷兰殖民主义化身 。 他自始至终都是荷兰宫廷的忠实奴仆 ， 纵使回到爪哇 ， 也是与荷兰殖民者一样的权贵 ， 脱离群众 ， 凌驾于爪哇人民之上 。 甚至蒂博·尼哥罗起义也并非爪哇民族觉醒 ， 它是经济利益的搏斗 ， 特别是本土伊斯兰教势力的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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