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礼|隆礼乎？重法乎？礼法|人治|思想|法治|孟子荀

深秋时节，徜徉在太岳山里，一眼望不到头的森林，茂密苍翠，层林尽染，变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山腰间坐落着宏伟壮观的庙宇，前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雕像，高大挺拔，威严肃穆。这就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论家荀子。伫立在雕像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广袤无垠的太岳山蕴育出荀子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博采众长，吸收诸子学说的精华，终成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孟子荀卿列传》，载有荀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可以说，荀子是三晋大地走出的巨人，是表里山河的骄傲。
荀子，名况，字卿，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赵国人。青年游学秦国、齐国、楚国，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与诸子百家辩论展现出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为他赢得巨大声誉。
荀况的著作收录在《荀子》一书，现存32篇，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亦对法律有相当深刻的见解和论述。荀子的法治思想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这是对孟子“性本善”思想的重要修正。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 ”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礼义和法制。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把法纳入广义礼的范畴，主张礼法并举。他说：“至道大形，隆礼至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 ”通过尚贤使能、纂论公察、赏克罚偷、兼听齐明的礼法举措，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得出隆礼重法，国家才能大治的观点。
在《荀子》中常将德刑礼法相提并论。《性恶篇》提出：“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他认为刑罚是必要的，还必须是称刑。在《正论篇》中说过：“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 。他言礼，同时言法，有时礼法连称。如《王霸》说：“是百王之所同也，礼法之大分也。 ”有时以礼义与法度对举。如《性恶》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 ”
作为儒家衣钵的继承者，荀子仍然重视人治的作用。在外王之治上虽重视法，但在效用上毕竟与德礼大异。法治与人治两者择其一时，他仍然强调人治的重要。他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又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荀子对德与法之间，仍保有孔子、孟子以德为重的倾向。他认为法源于君子，立法的源泉在于明睿的政治领袖。礼是荀子思想的主轴，法对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隆礼|隆礼乎？重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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