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西南三千里钱穆|桂林|西南|闻一多|诸教授

三、诸教授的选择
“湘黔滇旅行团”还没有公布之前，原本有许多人建议叫做“步行团” ，但校方认为“旅行团”比较符合实情，虽然后方交通工具极度缺乏，而凡有舟车可以乘用时，仍尽量避免步行【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p214】。
还有人猜测，把师生步行迁校称作“旅行” ， “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增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 ”【闻黎明《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1期】。
相关布告贴出之后， “临大”同学之间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 。 1938年2月4日那天晚上，长沙电闪雷鸣，还下了冰雹， “乒乓之声，不绝于耳。而同学皆于雷电雹雨之下，暗问旁人‘步行乎？海道乎？’”【董奋日记】。
学校负责全程费用，解决了经济困难学生求学的后顾之忧。大多数教员走的是海路，也有部分教授受当时广西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借道广西桂林，再从镇南关（今友谊关）入越南，再乘火车转昆明。善于健行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穆据说已被推为旅行团队长，赶上广西方面派来接诸教授的车，他向往桂林至阳朔的山水，就辞去队长一职，改步行为乘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9月， p202】。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直到2月2日还在日记里写“计划步行” ，最后也决定乘车经桂林去昆明。
【海路|西南三千里】闻一多1月30日致信妻子，说马上要去照相，以备护照之用——此时他还计划走海路，两天之后的2月1日，他致信哥哥闻家骥，说决定改步行， “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职员方面有杨金甫（杨振声）、黄子坚（黄钰生）、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弟亦拟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 。到了2月11日，他致信父母，又说“复虑身体不支，故决定采第三线……借此得一游桂省山水” ，而2月16日，闻一多致信父亲，说前一封信说乘汽车经桂林赴滇，因费用过巨，仍改偕学生步行【《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 p313—319】——看起来闻一多先生最后一刻才加入旅行团。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11位教师，校方由此组成辅导团，以南开大学教务长、教授黄钰生为主席。

海路|西南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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