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千年胜地九星岩( 二 ) 营建|萧元冈|胜地|年间|笔者

实际上，九星岩的人文并不始于文人墨客，而始于佛教僧侣，从现有的文字可知，九星岩岩洞至少从北宋起就是一处佛教道场，所以九星岩至今还流传有“和尚凿米洞”的传说。因此，我们现在去看历代先贤歌颂九星岩的诗歌，也不乏提及此地佛教之句。如李熙载的“化人旧有阿罗汉，喜客今逢老比丘”句、李伯震的“赤豹守关依宝藏，苍龙还钵护神珠”句、何士光的“诸佛应怜岩冷落，九星每爱我留连”、邓钟的“瑶台积翠侵衣湿，佛火留光落酒红”句、韩允嘉的“高凌北极星光回，远印西方法界宽”句、张溶的“到来法界身疑小，涤去尘怀眼欲宽”句、庄大中的“佛龛月印千岩寂，蛮角风号万壑传”句等等，个中字眼无不体现九星岩之佛缘深厚、佛法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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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星岩
到了明朝时，九星岩也曾成为瑶蛮的策应之地。据《大清一统志》载：“（九星岩）群峰森列，独西南一峰有石室。穹窿高八九丈，宽可容数十人。一石有窍，吹之声振山谷，相传瑶蛮吹以号众者。左偏有石门，深窈幽邃，名曰观音洞，北为下岩，诸水汇出其下，引流溉田。 ”于是乎，后世文人在创作过程中亦不乏有着意于此者。如郑人逵的“因之一燃犀，开樽布瑶席”句、陈文衡的“石角发清响，蛮儿欲断魂”句、邓钟的“瑶台积翠侵衣湿，佛火留光落酒红”句、傅良桥的“绿林当日梗尧天，洞口苔封不计年”、汪一丰的“佛影悬岩留藓迹，仙房幽壑自玲珑”句、庄大中的“佛龛月印千岩寂，蛮角风号万壑传”句等等，都是这些文人对于九星岩瑶史的遐思。对此，清《广东新语》则记载得尤为详细：“万历初，两广寇之剧者曰罗旁傜，傜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畲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傜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徭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 ”九星岩有石角、石鼓，就是当年瑶人互相策应之物，石角是前面提到《大清一统志》记载的石窍，而石鼓则是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之石。对此，清西园老人《岭南逸史序》亦有提及：“予尝南游永安矣，见乎一门三孝坊石，犹岿然存也；西至罗旁，过九星岩，击石鼓，渊渊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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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星岩
明朝万历四年，罗旁瑶乱被彻底平定后，三罗建制，东安县的县治就设在九星岩附近，而在整个东安县城邑建成以前，首任知县萧元冈就居住在九星岩下，思考东安县城的营建工作。东安县甫设之初，即使是县治一带亦可谓是一片荒凉、百废待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元冈走马上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营建东安县城。据《邑侯萧公去思碑文》：“公始至，林箐丛密，贼孽犹在，兵者疮痍未起，民者归附方新，草野膏液，丘原骸骨，即稍稍自好，不敢正目而视，直当解绶去耳。 ”由此可看，萧元冈刚赴任时的东安县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但是萧元冈并没有“解绶而去” ，而是“结茅九星岩畔，列栅以居” ，日夜考虑着东安县城的营建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元冈“披草莱，亲负畚锸，露立茅居，划栅而守，徐乃作县，筑城、建学、设社、营仓库、定庐宇，愿耕者与之地，助工者与之田，编派里甲，平定科赋，栉风而出，戴星而入，盖夙夜殷忧，心力俱殚” ，由于他的努力付出，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未及期年，百度就绪” 。可以说，萧元冈为东安县城的营建及东安县各种礼仪、制度的制定殚精竭力，立下不小功劳，今日云浮市区有如此秩序井然、繁荣昌盛的景象，四百多年前的萧元冈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由于东安县城的新兴，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揽了不少外地人到此落籍，如士人谭邦杰、游湖、叶植、邓绍禹、梁耀书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入籍东安县的，这为促进东安县的人口发展发挥不小作用。而萧元冈最初居住的九星岩畔的茅居，可谓是东安县最初的县治办公地，没有九星岩茅居，就没有后来辉煌的东安县城，由此而言，九星岩更是东安县营建、发展史的见证者。

人文|千年胜地九星岩(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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